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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徐顯明清華演講,三小時一氣呵成

          更新時間:2016-06-22    瀏覽次數:



          走向大國的中國法治


          徐顯明丨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一直在想,我們現在要走向大國,法治首先要復興。中華法系經過我們再造之后,應重新回到世界法治發展的舞臺中央。復興中華法系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完成這個使命就要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既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又借鑒人類制度文明優秀成果,又有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進行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我們準備分兩步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實現四個目標。一是依法治國方略全面落實,這就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二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004年國務院給自己定了時間表,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建成法治政府。

          如果中西關系的歷史是一部相互趕超關系的歷史的話,歷史將再次給予中國機遇。我們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目標,是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根本目的則更長遠,在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是高級形態的法治,在實現過程中要同時完成兩大使命,其一是使國家進入法治強國之列,其二是創造出新型的法治模式,為人類提供更高形態的制度文明。當這兩大使命實現時,中國就是完美的大國,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將再次領先西方。此一時刻,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來的時刻,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描繪的中國夢的實現時刻。


          各位老師、各位領導、各位同學:

          大家好!看到今天座無虛席,我感到非常振奮。本次講座是我今年利用業余時間來清華的第三次講座。不過前兩次都不在法學院,一次是在經管學院,另一次是在金融學院。講的題目分別為《毛澤東思想與延安精神》、《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我很高興到清華來和大家交流,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任法大校長期間得到過清華大學的強力支持。

          在2007至2008的那段時間里,我們有一次國際合作機會。中國政府和歐盟聯合在華設立中歐法學院,是個政府項目,政法大學很希望能夠獲得主辦權。按照歐盟與中國政府的規定,中方必須組成一個聯合體方可參與競爭,所以我當時想,應該聯合北大、清華共同行動。北大和北大法學院的領導說,我們自己單獨申辦,所以清華大學就成為我唯一的伙伴。當時的陳希書記、顧秉林校長及法學院王晨光院長全力支持這個項目。經兩校的共同努力,成功了,中歐法學院落戶到中國政法大學。我為清華大學的屈尊相助而感動,為清華領導對我的鼎力支持而一直存有感恩之心。

          從那以后,我一直想找個機會來感謝清華大學。不巧,后來我到山東大學工作了,一走就是五年。去年從山東又回京,我很希望繼續在教育領域工作,但是這個愿望沒能實現?,F在就像王振民院長講的,我從一個法學理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變成了一個法治實務工作者,但是我的理論情懷未變,感恩之心未泯。此次清華邀我在創新論壇上作個講座,我便愉快地答應了,而且選了一個理論性較強的題目,“走向大國的中國法治”。

          先問一下,中國現在是不是大國?

          我相信大多數同學會說“是”!我也贊同大家的回答,但為什么又要叫“走向大國”?我想說的是我們的大國還不完美。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標準,政治學家有政治學家的標準,其他的學科,包括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也會從文化上來定義何謂大國。但無論誰來界定,大家都清楚大國不是地理概念,并不是你擁有的土地面積多,你就必然是大國。如果講土地面積的話,墨西哥就不小。大國也不是人口的概念,如果按人口來劃,整個歐洲沒有一個大國。相反,像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巴西、印度都會成為世界大國。所以,先把這兩個自然標準排除,剩下的就回到理性的標準上來了。理性的標準我們先按經濟學的定義來劃分。經濟學給定的經濟上的大國有四個要素。經濟學家說,在下列這四個方面,當你的比例在世界的總量當中都超過5%的時候,你就是一個經濟大國。

          第一個要素,GDP。這是首選標準。GNP也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且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的國際化水平,但它不是世界公認的標準。我們的GDP是不是超過5%?大家都很清楚。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中國GDP的總量是3645億人民幣,當時是13人民幣可以兌換一美元,算到最后,大概相當于280億美元左右。數字相當于日本的1/4,美國的1/12。美國經濟總量最大的州是加州,當時加州的GDP總量相當于中國的三倍左右。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加州GDP占世界的1/7。

          所以那個時間,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到加州去見一下其州長,當然不是我們的主要領導人,是指被稱作國家領導人的那些副職,加州的州長是要拿架子的,他會告訴你我最近沒有時間。大省的省長或者省委書記去,不要說沒有時間了,人家會告訴你,你沒有資格見我。這就是那個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

          現在世界上GDP的總量是70萬億美元左右。70萬億美元里面美國占17萬億。大家看,它占的比例有多高。中國去年是56萬億人民幣,換算成美元的話,大概是9萬多億。一算便知,我們在世界上占的比例已經超過了12%。按照GDP來算,中國毫無疑問是大國。我們2011年第一次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為什么現在心態變得這么復雜,過去他是老二。讓日本想不到的是,只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中國GDP的總量已是日本的兩倍,所以日本人的心態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個變化是歷史性的,是1895年以來一百二十年間從未有過的。

          說到這兒,我可以把今年這個年份跟中國經濟總量的變化做一個聯系。今年是甲午年,往前數兩個甲午,120年前的甲午,中日首次爆發了全面戰爭。日本把它叫日清戰爭,中國把它叫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為什么中國敗了?我8月份在中央黨校做了一個講座,專門講甲午戰爭。軍事專家有它的評論,說我們是軍事之敗,經濟學家說是經濟之敗,也有一些文化學者說我們是文化之敗。而在我看來都不是,我的結論是“制度之敗”。

          過去日本人對中國是崇拜的,是敬仰的,因為這一場戰爭,中日關系的歷史開始顛倒了。毛主席曾說:學生欺負老師。當然,中國和世界的關系,這個歷史也改寫了。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推薦你們去看一下簽訂馬關條約的這個地方,它名叫下關,在日本的三口縣。下關市有一處名勝叫春帆樓,就是馬關條約簽訂的地方。那里面有兩組塑像,一組是中國的李鴻章們,日本人為了做這個蠟塑,費盡了心機,本來雙方的談判應該是平等的,現在給中方做的蠟塑比對方的伊藤博文矮了十幾公分。春帆樓是現在日本最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日本有三大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排第一位的是春帆樓,以中小學生為主。每年春天絡繹不絕的日本中小學生都要到春帆樓來參觀,來慶祝日本對中華民族的他們稱之為“永久的勝利”。當2011年我們的GDP超過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心態,這一百多年以來的優越感開始動搖了。

          第二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和平紀念館,以高中及青年人為主,是原子彈爆炸的地方,在廣島。到這兒來參觀的青年人多數會留下勵志語言,但鮮有憎恨美國的。

          第三個是在東京的靖國神社,去參觀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日本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從蔑視中華民族開始的。所以當我們的GDP超過他們的時候,整個日本開始恐慌。中日間關系近幾年的倒退與我們經濟的崛起有直接關系。日本整個向右轉,右翼勢力抬頭,都與其失去“第二”的心態有關。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結束,我們的發展會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調整為中高速發展。一個國家持續30年增長速度都在兩位數,這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奇跡,沒有一個國家能達到?,F在我們要通過“三調一轉”,即調結構、調速度、調動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使經濟進入到新常態。在增長速度上,今后會按照每年7%左右甚至更低一點的速度增長。有專家算過一筆帳,即使按照7%的速度來發展的話,我們每年GDP增加的量,即凈增的這一部分,也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7位。相當于什么呢?相當于現在土耳其或意大利或伊朗等這些國家年GDP的總量。

          按照這個速度再往下發展,中國超過美國是指日可待的?,F在世界銀行有人做了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來計算GDP的話,我們可能在十年之后,就會超過美國。那個時間中國的GDP總量將達到22.48萬億美元,而美國在同一個年份,GDP總量是22.18萬億美元。1871年美國的GDP第一次超過英國以來,140多年,美國一直是世界的第一號經濟強國。幾年之后,當中國超過美國的時候,中美之間關系的歷史我想也要改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講,中國不但是經濟大國,而且是超經濟強國。

          剛才我問同學們中國是否為大國,很多人立刻回答“是”,這是有理由的。但是這只是經濟學家給出來的第一個標準,僅是按GDP的總量來排列。

          第二個要素,貿易。只有進行國際貿易,這個國家才能和世界發生關系。大家知道全球化,首先是從經濟上講的。經濟的全球化,首先是貿易的全球化。其次才講手段,那就是信息的全球化?,F在正在逐步過渡,規則也有可能是全球化的,一會兒我還會講到這個。貿易去年11月份,我們當時有個估計,中國有沒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大貿易國家?到12月份,我們的估計變成了現實。

          ************次在國際貿易上,進出口貨物總量上超過美國,總共達到了四萬億美元。美國是三萬九千億左右,所以我們首次成為世界貿易的第一大國。這對中國來說也是歷史性的。貿易是拉動一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也是外向型經濟的根本標志。按照這個標準,我們毫無疑問更是大國。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此處講的貿易主要是指貨物貿易,還有兩種很重要的貿易,如果加進來與世界比較的話,中國就不是第一。金融貿易,我們的占比很小,還有服務貿易,中國占比更低。當講四萬億美元的時候,只是指的貨物貿易。

          經濟學上講的第三個要素是什么?你這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對世界有多少拉動?看你對世界的貢獻如何。這個數字,我們是最自豪的??倳浽诮洕ぷ鲿h上講,什么叫“風景這邊獨好”?我們去年對世界的貢獻率達到28%。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世界經濟增長,四分之一以上的貢獻是來自中國。美國感覺自己很羞愧,他對世界的貢獻大大落后于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率只占15%。當你說你是經濟大國的時候,人家是看你對世界經濟所作的貢獻,這一點我們當之無愧。

          第四個要素,大家聽完第四個要素就知道我們的經濟戰略發展方向了。世界貿易也好,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也好,都需要找一個共同的東西,用一個共同的東西來統計,用一個共同的東西來結算,這就是貨幣。貨幣的重要性,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一個國家通過貨幣來獲取其他國家的利益,這是當今世界最和平最藝術的獲利手段。歷史上曾經有兩種方式,第一種,宗主國讓附屬國來納貢,你交東西給我,我憑借我的地位收取你們的進貢,賺取他國財富。這種狀態在中世紀的時候,中國、歐洲都發生過,這種方式叫供賦制。第二種狀態,資本主義初期,原始積累所形成的方式,通過戰爭,通過掠奪,把別的國家變成殖民地。殖民地國家的資源、勞動力、市場都為他們所控制,他們通過霸權來劫掠別的國家的財富,這叫殖民制。

          現在的世界,這兩種手段都已經不能再用了。中國的崛起,只能靠和平方式,只能靠文明且正義的方式。和平崛起過程當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巨大的障礙,人民幣在國際貨幣結算體系中的地位是很弱的。我們現在排順序的話,大概可以排到第九位,但是當把它換算成百分比的時候,人民幣在國際貨幣支付體系中只占1.43%。國際公認的標準是,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結算體系當中,如果不能超過5%的話,你是一個經濟小國,而不是大國。

          用貨幣賺世界其他國家的錢是最高明的一個辦法,是國與國間獲取利益的智慧方式,被稱為新型國家覓食法。用美元結算,是要向美國付費的,買入賣出其均可獲利。但是人民幣在世界貨幣體系當中,我們只占1.43%。經濟學家很著急,尤其是金融專家,怎樣使人民幣國際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戰略。為什么我們要在世界各地建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為什么要推出中國發起并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我們都要從這個大戰略上去認識其意義。但是人民幣要實現國際化,我們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在亞洲有來自日本的擠壓,在世界有來自美國的反對,現在世界上主要貨幣之一還有歐元、英鎊、瑞郎等,它們也并不希望人民幣在整個貨幣盤子里面占的比例更高。

          大家看,經濟上我給了四個標準,一是GDP的標準,二是貿易的標準,三是對世界經濟拉動的標準,四是貨幣的標準。這四個標準里面,前三項我們都很自豪,但是第四項,我們有欠缺。西方看我們,中國的經濟像什么呢?總體評價,中國是經濟大國,但尚不是完美的經濟大國,我們有自己的弱項。

          我在出訪外國時曾用打比方的方式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經濟。我說中國的經濟就像一架沖到七千米高空的飛機,這個時間的摩擦力是巨大的,這個高度也是最不安全的,飛機從離地一米開始一直到七八千米,這一段距離是最危險的。中國經濟存在一些危險因素。而這個時期,正因為摩擦力最大,所以排污量也是最大的。中國目前很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這和我們所處的階段是相一致的。而這個時期,大家坐過飛機的都知道,服務員是不提供服務的。他把自己也捆綁在椅子上,這個時間是服務質量最差的時候。我們對政府提供的各種服務,包括公共產品,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意,也都是和這個階段性特征相一致的。當飛機沖過萬米,進入平流層以后,舒適度就來了,摩擦力小了,排污也會減少,用的能源也會減少,而服務卻也跟上來了。

          美國西點軍校做了一個戰略規劃,一旦中美之間交惡的話,用什么手段來對付中國,就是控制對中國能源起咽喉作用的海峽,讓你的油進不來。我們現在的一個戰略,就是要在緬甸南北打通一條通路,再修上一條輸油管道,這個管道從中國直接到達印度洋,可以通過印度洋,通過輸油管道,把油運到中國的云南,這一舉措具有能源的戰略意義。

          北歐有幾個國家,我很羨慕他們,像瑞典、丹麥、挪威、芬蘭,這幾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現在出現了兩高兩低。人們的生活質量在不斷的提高,GDP總量在微量的提高。但是還有兩低,第一低,能源的耗費在減低,第二低是排污量在降低。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態出現“兩高兩低”的時候就是進入良性狀態了。我們的經濟現在正處于沖高期,這個時候最危險,如果搞不好,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一個比喻。我把它叫“魚缸效應”。有的人捧殺中國,有的人唱衰中國,有的人說中國威脅。這就好比圍著魚缸看里面的金魚,在不同位置上會發現,同一條金魚,有時候巨大有時候渺小。這就是觀察問題的角度。西方人說你威脅的時候,需要你負責任的時候,他就把你看得很大。他要唱衰你的時候,就說你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又會把你說得很小。這個理論就叫“魚缸理論”。

          以上講的是經濟標準。

          第二個標準一定是政治標準。你要是大國的話,一定是政治大國。日本在經濟上是一個大國,但是政治上誰也不認為是一個大國,所以它千方百計地想擠到聯合國里面獲得一個穩定的席位。有一次李肇星答記者問,日本NHK電臺的人問他,“日本現在承擔著聯合國幾乎一半的會費,我們為什么不能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李肇星以他獨特的幽默,說了一句,“聯合國的安理會不是公司的董事會”。這句妙答很智慧,據說已成為美國新聞學院的案例。董事會是誰出錢多,誰在里面的位置就高。但安理會不是,安理會是聯合國的正義機構,常任理事國是戰后秩序的壓艙石,不是可以用錢來買的。

          政治大國是有它的標準的,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外交。當說你是政治大國的時候,你的外交一定是成熟的和世界所矚目的。外交如下棋,下先手棋,出手能做局,收手會作眼。世界有了糾紛,人家的目光都會投向你,希望你能夠承擔起居間人的責任。我們不想做地球村的村長,但可以做地球村的調解主任。有人說“弱國無外交”。這是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的一個伯爵在上院里講的話。大國在外交上,對國際上任何問題都有發言權。你可以連橫合縱,你可以做局,可以破局、甚至可以攪局。大國外交的最高藝術是營造于我有利而帶動其他國家共贏的政治經濟一體運行的大局勢?!耙粠б宦贰钡耐饨徊季挚胺Q世界范圍內大國外交的典范。當今世界外交的特點,是大國外交和元首外交。中國正在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格局。

          第三個要素,在國際組織中你的地位如何。這一點我們當仁不讓。聯合國現在經過改造以后,那么多的組織簡化為三個理事會,其余的為執行機構。一個理事會是安理會,是負責和平的。第二個理事會是經社理事會,這個是負責發展的。第三個理事會是把原來的人權委員會改造成了人權理事會。人權理事會是管制度,管價值觀的。我們在這三個理事會里現在都有地位,這三個機構是國際上最重要的組織。

          要做出和安理會有關的決議的時候,常任理事國可以行使否決權。不管有多少人同意,只要你否決了,所有的表決都無效。過去我們這個權利運用得不太嫻熟。大家可能還記得有一本書叫《中國人可以說不》,從那本書問世并產生極大社會反響之后,我們這方面的覺悟增強了。我們現在經常和有關國家聯手來打掉一些與我們的根本利益對立的提議。

          還有一些國際組織,比如說世界衛生組織,是由香港的中國人擔任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主席目前也由中國人出任,任期2年。這是兩個有重大影響的國際組織,我們占據這些重要的席位,才顯示出我們是政治大國。

          但是有一點我要告訴同學們,在這些組織機構當中,中國人去做中層和雇員的比例現在遠遠低于韓國和日本,這是什么問題?我們清華、北大的同學,應該有更多的人進入到這些機構里面去。我們在國際機構中擔任職員的人數之少甚至還比不上有的非洲國家。這個狀況與我們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這些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盡管不決定大事,但他們在程序上有發言權。集腋成裘,人多了,發揮作用的機遇就會增加。

          第四個要素,規則的制定。當說你是政治大國的時候,你是世界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而不僅僅是一個參與者。當世界按照你制定的規則來運行的時候,那你毫無疑問就是世界的政治大國。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有一些地位。比如說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參與了《聯合國家宣言》的起草。幾年之后,1948年的12月10號這一天,《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被通過,這個《宣言》中國人也做出了貢獻。連羅斯福的夫人都承認,沒有中國人的智慧,這個《宣言》可能就胎死腹中了。以羅斯福夫人為首的西方國家,一定要把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寫盡寫滿,排斥其他權利。但是蘇聯的代表提出來,一定要把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寫得充分足夠,兩家就對立。

          為什么從46年開始,持續了將近3年的時間最后才形成這個文件?使雙方最后妥協的主意是中國人出的,這個人叫張彭春,是張伯苓的弟弟,任過我們清華大學的教務長。他用儒家的思想化解了這場危機。你們可以爭,我提一個新的建議,這兩大陣營所提出的所有人權,都把它寫實性地描繪出來,但這個《人權宣言》不要像《聯合國憲章》那樣,立即對各個國家產生約束力。我們先把它作為一個道德性的宣言,讓全世界都按照這個標準來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憲法》,再過幾年以后,條件成熟的時候,再把這兩家不同的主張分別寫成兩個體系。羅斯福夫人主張的以公民和政治權利作為核心的,可以叫做A公約,蘇聯陣營所提出的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作為核心的可以叫做B公約,當這兩個公約大家意見都一致的時候,讓它分別生效,再讓它產生約束力。

          現在聯合國的一些規則,哪一些是以中國人為主提出來的呢?據我所知《兒童權利公約》是我們最先提供樣本的,還有一個就是《殘疾人權利公約》。這兩個公約我們作過基礎性貢獻。其他的那些國際公約,我們大多只是參與者。當你是政治大國的時候,你應該為世界治理提供規則指引。

          我到荷蘭海牙去見我們的大法官,這個人是國際法專家,一位山東籍女法官,海牙國際法院里面唯一的女法官。我跟她探討,你在判案的時候,中國的哪些經驗可以拿來為國際法院所用?她說這是我們最遺憾的地方。我們為世界做了那么多的貢獻,一個例子,我們處理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解決了中英之間的關系,解決了殖民統治脫殖以后的政府組成和管理的問題。如果是美國人,一定會把這個經驗上升為國際法,卻因為是中國人創立的,大家雖認為這個方法很好,但是誰都不愿意接受它成為國際規則。國際法一定是國和國之間關系的共同規則。

          她又舉了第二個例子。我們周邊的國界劃線的談判,堪稱世界楷模。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解決,兩個國家之間妥協而形成的這些新的方式,完全可以上升為國際法,成為公法,但是到現在沒有。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很多國家不認可你是政治大國。

          總體來看,按照以上這四個要素,我們可以說中國正在走向政治大國。從這些公認指標上判斷,我們已經是,但是在人們的心目當中,尚不完美。

          以上是第二個標準,政治標準。

          一談大國,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一個最硬的實力,就是軍事。當說你是大國的時候,應當是軍事大國。我曾與幾位研究國防的教授探討,西方動輒說“中國威脅”,我有一個觀點,當中國的軍事實力超過俄羅斯的時候,誰也不會再說你中國威脅。正因為你軍事實力弱,要發展的話,人家才會說你有威脅。當我們超俄逼美,變成軍事上的新常態,大概就不會再有人說你威脅了。

          軍事大國有沒有標準呢?第一個標準,核能力。清華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在中國的大學里是領先的。核武器,現在全世界大概有17300多枚核彈頭,這些核彈頭同時發威的話,地球可以毀滅200次。17000多枚核彈頭里面,美國和俄羅斯占了92%,剩下的這些國家,分享8%。法國有300枚左右,排世界第三,中國排第四,我們有多少枚?其實大家是能算出來的。

          軍事上排第二位的標準,是能打贏現代化的戰爭,不戰則己,一戰必勝?,F代戰爭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是處于平面狀態了。除了海陸空外,現在又增加了兩個維度,“海陸空天網”,是五位一體的,是立體化的戰爭。美國的網絡部隊早就組成了,像斯諾登所揭露出來的僅僅是美國若干個計劃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們現在的經濟運行是離不開網絡的,一旦戰爭爆發,網絡上的攻擊就會使你的經濟、政治、社會全部陷入癱瘓?!爸菩畔唷币殉蔀閵Z取戰場綜合控制權的核心。

          美俄正組建空天部隊。俄羅斯準備把空軍這個軍種取消,空軍和空天部隊要合一。世界上空軍的幾大主力,排第一的當然是美國空軍,排第二的一般人都想不到,竟然是美國航空兵,還是美國。排第三的是俄羅斯。美國航空兵所擁有的飛機架數是3700架,中國現在全部空軍能用于升空作戰的總架數也不過如此。人家的飛機已處于三代、四代,簡氏防務說各個國家都在爭相研制第五代飛機,實際錯了,美國已經開始在研制第六代了。而我們連第二代還沒有完全裝備上,我們是“混代”,第一至第四代都有。

          美國人現在又超前了。我們剛剛知道的消息,既然衛星可以指揮導彈,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定要毀掉他的衛星,中國現在被視為有這方面的殺手锏。美國人要反制我們的殺手锏。他怎么辦呢?他現在正在研制一種新的導彈,這種導彈不需要借助衛星,自身就有“眼睛”向前推行。美國將來可以不用衛星,而使它的導彈準確地發射到預定的位置,這是美國現在正在研制的新技術。

          一種最有威力的戰爭方式叫“快速打擊”。所謂“快速打擊”,就是在兩小時之內,我想打世界的哪個地方就能迅速地組織起武力,把需要打的目標摧毀?,F在只有美國具備“快速打擊能力”。大家算一下,兩個小時,美國正在研制的新一代戰機及新的飛行器,新的飛行器可以是音速的8倍左右,從紐約到中國多長時間?一個多小時就來了。軍事專家認為軍事大國運用快速機動,精確打擊,已使戰爭進入發現即能摧毀的“秒殺”時代。論軍事排名,我們現在遠不及俄羅斯,可能和歐洲的幾個國家大致相當??傊?,我們現在不能肯定地說是世界第三位,但是我們離第二,離第一確有巨大的差距。

          大國的軟實力

          前面經濟、政治、軍事三大標準,我把它叫做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見,數字可量化的標準。這都是國家的硬實力,秀肌肉主要是秀這三塊。除硬實力外,后面還有兩個標準,一個叫文化標準,另一個就是今天的主題,制度標準。這兩個標準我把它稱為大國的軟實力。

          我曾經邀請“軟實力”概念創始人,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訪問山東大學。我跟他交流何謂軟實力,交流到最后我才發現,他提的軟實力其實是“Power”。再研究一下他本人,其頭銜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我們很多人都把他當做一個文化學者,其實他是一個軍人,他做過美國的國防部副部長。就是在任副部長期間,他把軍事上的實力概念運用到文化上來了。他認為美國的文化,也應該像軍事一樣打贏世界所有國家的文化。你要成為大國的話,你就應該成為文化大國。他的所謂“軟”其實不軟,本質正相反,是軟中帶“硬”的。

          十七屆六中全會試圖凝練出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但是最后沒有成功。雖然全會專門做了一個關于文化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但沒有總結出共同的價值觀成為一大遺憾。當時我們的價值觀分為五個層次,最頂層的是“指導思想”,再往下要講“時代精神”,再往下要講“民族精神”,再往下講“道德”,到最后才能找到“價值觀”。把這么多的東西放在一起,很難像管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那樣,一下子用四個字就概括出來。朱熹很了不起。朱熹把中國傳統文化以儒為主,雜有釋、道的文化概括為五個字:“仁義禮智信”。

          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如何概括?概括不出來就衍生出一種現象,于是各地百花齊放。這時就有了北京精神,然后又出現了上海精神,再后來出現了河南精神,再后來出現了山東精神等不一而足。當這種現象泛濫的時候,我在博鰲法治高端論壇上講,我們的民族精神正在分裂,我們的價值觀正在碎片化。到最后,會一個地方一個精神,一個地方一個價值,獨獨缺乏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價值。

          我到法國,在參觀法國最高法院時,突然受到啟發。我請人翻譯了嵌在最高法院大門上的三個單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當翻譯告訴我以后,我腦子里面的第一個反應,共同的價值觀一定是沉淀在制度當中。然后又想到美國,美國的價值觀如果是愛國、民主、人權的話,他的價值觀的寶庫在哪兒呢?它的價值觀沒寫在法院的大門上,但它天天重復在國會里,表現在法典上。

          十七屆六中全會為什么概括不出我們的價值觀來?我立時感覺,因為我們的入口沒有找對,沒有找到抓手??圩酉靛e了,無論怎么排都只能是雜亂無章的。世界性的經驗是,共同的價值觀最后要從制度當中尋找,只有制度才能沉淀價值觀。法國是通過司法,通過制度來找到自己的價值觀的。美國是通過立法找到自己價值觀的。

          這樣的話,大家就可以看看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了。十八大報告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把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提煉出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我不大贊同現在有些學者的解釋方式,把價值觀按主體不同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家的,第二層次是社會的,第三層次是公民的。這種劃分仍在進行價值割裂?!案粡?、民主、文明、和諧”,這四方面價值有分別的對應?!案粡姟睂洕?,“民主”對應政治,“文明”對應文化,“和諧”對應社會。大家想一想,如果國家的價值觀不同時就是公民的價值觀,還有什么意義?“中國夢”既應是國家的夢,也應是民族的夢,同時還應是個人的夢。

          所以我認為,國家的價值觀應該和公民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不能再區分是你的還是我的?!肮竦膬r值觀”是把我們五千年的文化傳統所共有的道德提煉出來,排第一位的是“愛國”,第二位是“敬業”,第三位是“誠信”,第四位是“友善”。有的學者說這是公民的價值觀,而不是社會與國家的價值觀。我認為這也是荒唐的。難道我們國家就不需要誠信嗎?難道社會不需要誠信嗎?所謂中間的是“社會價值觀”,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而我則認為,無論國家還是公民,都需要這些價值。如果一定要分,我認為應按層次分,而不是按主體分。即第一層次是理想,第二層次是制度,第三層次是道德。一個大國,應該有其獨特的被世界所認可的價值,并且這個價值被其他國家和民族所向往。當這個條件具備的時候,就說明你是文化大國。

          道德和價值之間是什么關系?社會成員共同而穩定的道德一定是價值。道德是因人而異的,評價的標準也不一樣,每個人的修煉也不同,但是大家穩定的、共同的那部分道德一定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共同的價值。

          中國沒有理由不成為文化大國。五千年未中斷歷史的國家和民族,唯有我們。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但中國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道德資源。我們只有道路、制度、理論“三個自信”還不夠,還應再增加“文化自信”。觀察一個國家的價值觀,能不能為其他國家和民族所向往,有一個風向標,那就是看年輕人的流向。年輕人往哪兒集中?哪兒的價值觀就具有世界的輻射性。

          當今,文化在世界上的表現形態已多元化,但教育與科技在多元中一直占有領先地位。教育支撐科技,科技代表創新,創新引領潮流,引領時尚??萍嘉幕?、人道文化、權利文化、法治文化、生態文化五位一體,目前代表著世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以上講的是文化標準。

          第五個標準,制度標準。十六世紀以來,我們可以數一下,成為世界大國的民族都對世界做了制度性的貢獻,無一例外。荷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荷蘭的土地面積大概相當于兩個北京,而荷蘭的人口不足北京的2/3,但是荷蘭是公認的世界大國。全世界為了表揚他在制度方面做出的貢獻,把國際法院設在荷蘭。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有對荷蘭的全面贊揚。世界上的第一家公司是荷蘭人發明的。馬克思說這是人類在制度上最偉大的發明。如果沒有公司,沒有股份,世界上就沒有今天的鐵路。當一個企業,靠自己積攢到一定數量的資金再去修鐵路的時候,世界上永遠沒有鐵路。但是有了公司制度以后,鐵路就可以四通八達了。這是荷蘭人對人類重大的貢獻。資本主義制度的萌芽是起源于荷蘭,而不是其他國家。

          然后,荷蘭人發行了世界上第一支股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銀行。像這些制度,都是建立在極度信用的基礎上。荷蘭是西方到達東方最早的國家。他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人把荷蘭人當做西方整個文明的代表,給他命了一個名字,叫“蘭學”。中國的文化叫“漢學”。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從拋棄“漢學”,改學“蘭學”開始的。一大批日本的知識分子都跑到了荷蘭。

          荷蘭一所很著名的大學,叫萊頓大學,是世界名校,愛因斯坦工作過的地方,丘吉爾畢業于此,也是清華大學、山東大學等的友好學校,有400多年的歷史。我到這個大學去查了一下資料,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知識分子跑到歐洲去,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先到了萊頓大學。這個大學法學院當時有六百名學生,其中三百人來自日本。這些人后來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

          法學家到荷蘭去,一定不要遺忘海牙的代爾夫特廣場。那兒有一尊雕像,我問廣場里面賣旅游品的荷蘭人,這個人是誰呢?他們竟很少有人能說出來。這個人就是格老秀斯,國際法的鼻祖,同時也是自然法的鼻祖。荷蘭人不光貢獻貿易,以荷蘭人的這種誠信,制定了后來海上貿易的規則。國際法為什么能在那兒產生?跟荷蘭人的實踐是有關系的。這就是這個國家所做的制度性貢獻:公司的制度,金融的制度,國際貿易制度,國際公法制度都是荷蘭人發明的。

          再往后看一個國家:英國。2012年的奧運會上, 英國人展示給大家的是什么?展示的第一項是英國近代以來的科技,瓦特的蒸汽機。近代工業革命的搖籃是在英國,我們現在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結論就是英國人提供給世界的。和這個并列的,英國人宣示的是它的制度,一項項的制度通過現代手段展示給大家?,F在民主國家所實行的議會制度就起源于英國。1215年,我們知道英國有一個《自由大憲章》,開啟了人類法治的新紀元。過去,總是法律服從國王,從《自由大憲章》開始,國王服從法律。英國的法治就是通過限制王權,剝奪王權,最終使王權無權,而一步建立起來的。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國家。

          但是不能不承認,系統的人權制度是法國人最早提出的。這就是1789年的《人權宣言》。法國有兩部法,到現在仍是這個民族炫耀世人的資本。一部就是《人權宣言》,兩年后它成為法國憲法的序言。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據即在于此。馬克思曾講,人類的第一個人權宣言是美國的《獨立宣言》,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話,我發現有比獨立宣言早22天的另一個《宣言》,這就是《弗吉尼亞宣言》,是杰弗遜親筆寫的?!缎浴分械谝淮翁岢隽俗诮套杂?。杰弗遜給自己寫了墓志銘,大家有機會可以到弗吉尼亞大學看一下,他的自我定位是,“這里安息著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倡導者及弗吉尼亞大學之父”。他起草過《獨立宣言》,做過美國總統,這些他都不認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他認為這一生歷史性貢獻是提倡了宗教信仰自由,創辦了弗吉尼亞大學。

          他是人權比較早的倡導者,比馬克思說的還要早。但是系統性的人權,必須承認,還是法國人創造的《人權宣言》。它里面的第一條,這是關于西方憲法的經典名句?!霸诜謾辔创_立和人權無保障的地方便沒有憲法?!辟Y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就是要解決這兩大問題:人權和分權。但是法國和美國走了不同的路。美國的憲法是先分權后人權,制憲時沒有人權,后來用修正案補充了十條人權。他把分權當做保障人權的根本,這是美國的傳統。而法國的傳統正相反,先人權后分權。為了保障人權,必須分權,這成為法國的政治模式。

          但法國在人權問題上是美國人的老師,美國也承認自己的學生地位。在美國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法國人送給美國人一件人權厚禮,這就是矗立在紐約的“自由女神像”。所以一講人權,法國人自詡為制度鼻祖。

          法國人最感自豪的還有《拿破侖法典》。這個《法典》在制定過程中于國民議會被討論過103次,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法律也不會被討論這么多次。拿破侖本人參加了99次,只有4次缺席。

          現在看,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奉行《拿破侖法典》,中國也未能例外。我們制定《民法通則》、《物權法》、《侵權責任法》都參考過《拿破侖法典》,現在要編纂《民法典》,恐怕還要參考這部法典。拿破侖在制定這部法典的時候,原名叫《法國民法典》。他去世以后第三年,法國的國民議會專門開了一次會,做了個單項決定,把《法國民法典》更名為《拿破侖法典》。

          近代世界的民事制度是法國人通過民法典奠定的。民事法律制度仍在發展,德國的民法超過了法國,瑞士的民法又超過了德國。有民法學家說當代*********的民法應該是荷蘭的。我任法大校長期間,組織法大教授翻譯了荷蘭民法典。譯者說,荷蘭民法典的確發展了德國民法典。但萬變不離其宗,當我們講大陸法系的時候,首先想到的還是法國法和拿破侖法典。

          再看美國。美國是毫無疑問的制度大國。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法律制度所受的影響,最大的是來自美國。我們的民事法律制度受大陸法系影響,而我們的商事法律,知識產權法律基本上是向美國看齊,刑事訴訟現在也有一種向美國靠攏的傾向。大家都熟悉“米蘭達規則”,這是美國人對英國人“證據審判規則”的重大發展。光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被告人有罪,這是英國人的發明。

          美國人在制度上更大的貢獻,還是他的三權分立及司法審查制度。美國的《憲法》是真正的孟德斯鳩藍圖的現實版。費城有憲法紀念館,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模型。有一個支點三個垂面,上面哪怕是偏放一張紙片,支點上的平衡都會被打破。這個模型在向人們展示美國權力的制衡原理。通過司法守護憲法,把憲法變成了公民生活,這是美國在法治上的最大創新。這被稱為“司法審查”制,使司法權獲得了極大權威。

          我舉世界上這幾個國家的例子試圖想說,你要成為大國,你在制度上一定要給人類做出貢獻。當你在制度上,你做的貢獻能夠被其他國家所借鑒,所模仿的時候,人們就會認可你是世界大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經濟上我們超過美國指日可待,政治上我們的地位受人尊重,軍事上我們即將崛起,剩下的就是文化和制度。文化上我們能不能對世界尤其是對年輕人產生吸引力,讓我們民族的品德和價值觀為其他民族所向往,讓我們的通過價值觀而塑造的具有東方特色的生活方式把他們吸引過來;制度上我們能不能創造出獨特的文明方式,貢獻出被其他國家所借鑒、所學習、所模仿的具有世界意義的模式,當這兩項補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有一個案例,相信在你們的教科書里難以看到。這個案例在世界法治史上稱大津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日本,時間是甲午戰爭之前的1891年。俄羅斯的尼古拉二世皇儲從圣彼得堡出發,穿過北歐、西歐,最后到了希臘,然后和希臘王子結伴到了中國,又從中國坐船到了日本。他對中國的印象非常美好,評價是一個文明的民族。但是到了日本以后發現,怎么穿的衣服也怪,腳上還有兩塊木板,認為這是一個沒有開化的民族。而當時的日本,有一種恐俄癥,一聽俄國就渾身發抖。日本人不怕美國。美國一個將軍帶著幾艘艦艇闖到東京灣,日本反而持歡迎的態度?,F在東京灣還立有首登日本的佩里紀念雕像。但是一聽說是俄國人,整個日本都緊張。尼古拉二世來訪,是日本的頭等大事。天皇接見宴請,給他配備了最好的保安。恰恰在大津這個地方,護衛他的警察抽出刀來對著他的腦袋就刺過去。這一刀沒有致死,隨行的希臘王子是練過劍術的,警察再刺的時候,希臘王子用棍子把刀撥了出去,救了尼古拉二世一命。

          這個事件發生了,天皇來慰問,首相來謝罪,最不可思議的是,一大批日本的少女用自殺的方式求得尼古拉二世的原諒,在東京的花園里,成群的日本女孩自刎,擔心俄羅斯興師問罪,滅掉他這個民族。為平息俄皇的憤怒,天皇表態,我們一定要判處這個警察死刑。但是真正審判的時候,戲劇發生了,法官拒絕判處死刑。首相專程來施加壓力,但是法官不為所動。

          1889年東方的第一部實行三權分離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賦予了法官獨立行使職權的地位。根據日本《刑法》,這個《刑法》是1874年日本國會通過的,已經是現代《刑法》了,里面第116條講的是謀殺皇族一律判處死刑。日本天皇、日本首相都要求適用這個條款,但是法官對這個條款做出了獨特的理解,認為本法講的皇族指的是日本的皇族。法官認為法律上講的皇族就是天皇的家族,不包括外國皇族。只要不是天皇一族,其他人一律平等。普通殺人罪以結果論,殺死者才判死刑,傷人者沒有死刑。法官頂住了壓力,按自己的理解判了被告人有期徒刑。這是日本司法獨立的一個經典案例,完全可以和德國的紅磨坊案例相媲美。

          這個判決一做,日本朝野都處于恐懼當中,認為俄羅斯一定會興師問罪。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尼古拉二世說我接受這個判決。英國人表態,這個判決做得好,美國人也表態,這個判決體現了司法獨立。這個結果讓日本人喜出望外。1853年美國的軍艦闖入東京灣以后,不戰而和,逼著日本和美國簽訂了若干不平等條約,歐洲的其他國家隨而也來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因為這一紙判決,西方這些國家都表示要廢除和日本的不平等條約。

          為什么這樣?西方國家說,你和我們是同類了,只要你的司法能走向獨立,就表明你是實行憲法制度的國家,你已完成了脫亞入歐,是我們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員了。一個“司法獨立”的事件讓日本一下子步入了近代國家行列。中國清末法律變革為什么要學日本?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通過建立法治,收回治外法權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殊不知列強對華與對日采取的是根本不同的雙重標準。

          有時候我在想,中日甲午之戰,我們是在用一個腐朽的制度對抗整個資本主義。我這個結論是有支撐的。甲午海戰結束之后發生了一起中日間的國際民事訴訟。甲午海戰發生的時候,中國人租了英國一艘船,叫“高升號”,船上掛的是英國的國旗,但是里面裝著一千名清兵,要運往朝鮮。日本的聯合艦隊發現了這艘船以后,判斷里面有中國的軍隊,以偷襲的方式開炮了,不宣而戰。偷襲時日本發動戰爭的慣用伎倆。這艘商船被擊沉了。我們這一千名清兵葬身海底。這艘船誰來賠?我們在座的有學國際法的,這個案例現在也是國際法研究有爭議的案例。

          當時英國的上議院主持審判,法官沒有判日本人賠英國人的船,而是判中國政府賠英國人的船。這是最不道義的一個判決。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結果?因為做判決的這些人認為,日本的制度和他們是一致的,他們只支持勝利者。所以我說,中日甲午之戰,我們是用一個最腐敗的制度對抗當時已通過相同制度而聯合起來的整個西方,失敗是必然的。由此得出結論:制度決定國家命運。腐敗的制度必然亡族亡國,先進的文明的制度才能興邦強國。正所謂,法治弱則國弱,法治強則國強。

          歷史上我們也曾經輝煌過,如果講版圖的話,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朝代是元代?,F在在意大利的羅馬有一塊碑,上面有一個標志,元代的時候,東方的鐵蹄已經踏到歐洲了。

          再講文化,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應該是宋代,四大發明多半是在宋代產生的,文學藝術也達到了中華民族的頂峰。宋代是中華民族文化最值得驕傲的朝代。但是宋代恰是積貧積弱的開始,大家可以看一下南宋,南宋史是民族苦難的歷史。

          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最有典型性的朝代是唐代。唐代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天下太平?!杜f唐書》、《新唐書》里面都有記載,糧積如山,陳陳相因,腐而不可食。是說老百姓的糧食堆積如山,爛得都不能吃了,就是豐衣足食。最有名的是司法的故事。唐太宗時期有29個死刑犯,太宗給他們一年的時間回家孝敬父母,明年此日回來受死。29個人,第二年這一天回來了28個,其中有1個在往回趕的路上摔到溝里,估計是摔骨折了,遲到了三天,但也到了。一個國家的法治能到這個程度,我相信那個時候沒有人越獄。法平而民服,成就一代盛世。

          唐代最讓我們懷念的,最讓我們自豪的,實際上是產生了中華法系。中華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八大法系,十六大法系,三十二大法系都離不開的。我在東京大學把日本的《大寶律令》找出來,拿著它和中國的唐律做比較,發現從法律的篇名到刑名再到律條,幾乎都同唐律如出一轍。唐律影響了整個東南亞國家,大家形成了共同的法律傳統。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在制度上,曾經為其他民族和國家做過楷模,曾經為其他國家所向往,所模仿過。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一直在想,我們現在要走向大國,法治首先要復興。中華法系經過我們再造之后,應重新回到世界法治發展的舞臺中央。復興中華法系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完成這個使命就要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既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又借鑒人類制度文明優秀成果,又有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進行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我們準備分兩步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實現四個目標。

          一是依法治國方略全面落實,這就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二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004年國務院給自己定了時間表,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大修正了這個時間表,提出到2020年前后,也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候,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三是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我們的司法公信已經觸底,司法也有劉易斯拐點,到了該反彈上升的時候了。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有句話,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有致命的破壞性。后面這句話很重,司法改革的目標就是恢復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四是人權切實得到尊重和保障。這四項就是我們法治發展第一個階段的目標。這個目標對應著建黨一百年。

          第二步的目標,當我們建國一百年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本世紀中葉,2050年前后,我們要建成法治國家。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再造中華法系”,使“中華法治”成為人類法治史上絢麗的奇葩,使中華民族邁入法治強國之列。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要解決好四大關鍵問題。

          其一,處理好黨法關系。我在若干年前及前些日子在《求是》上都指出“黨大法大”是個偽命題,但黨的領導與法治的關系是個真命題,是個科學問題。處理這組關系是個長期的任務。

          要做到抓牢“一個根本”: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前提,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障。

          堅持“兩個必須”: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這兩者是辯證統一的。對后者的認識要深化,要重新定位社會主義法治對實現黨的領導的重大意義。

          實現“三個統一”:即把依法執政的基本執政方式與依法治國的基本治國方略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與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立法和法律實施與黨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

          學會“四個善于”:善于把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善于把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領導人員,善于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于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

          落實“五個環節”:把黨的領導貫穿于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全面護法。

          其二,走出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有三大核心要義,其一是堅持黨的領導,其二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其三是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條道路有獨特的屬性和方向。在這三大核心要義的基礎上,有五個必須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

          這條道路是我們自己探索出來的。其特點是既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長期演進,也不同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方國家由政府自上而下強力推進。我們實行的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雙向互動而形成的自我演進內生式發展道路。

          其三,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形成有中國氣派、風格和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寶庫,形成了系統的法治思想,在十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學:

          一是指明了法治方向,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二是明確了法治主體,即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

          三是確定了法治格局,即實行“三個共同推進”和“三個一體建設”,提出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針”;

          四是明確了法治的地位,即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把法治作為實現黨的領導的依靠途徑,奉行憲法法律至上;

          五是闡述了法治的基本原則,即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特權;

          六是闡明了法治的功能,即制約公權,權由法定、權依法使,尊重程序,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七是闡明了法治的價值,即把公平正義視為法治的生命線,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八是指出了法治的目的,即維護人民群眾的權益,實現人民的權利。

          九是奠定了法治的基礎,即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信仰法治、堅守法治。

          十是抓住了法治的關鍵,即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的少數”,使領導干部成為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典范,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這十個方面已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核心要義。

          其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早在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初我即建議,應把我國法治建設的重點從形成法律體系轉向建設法治體系。法治體系包括: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該五個子體系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完備之時,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成之日。中國未來的法治走向,將圍繞解決上述四大關鍵問題而展開。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其《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一書中有一個著名命題——軸心時代。人類幾乎在大致相同的時代產生了東方的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中東的猶太文明及西方的希臘文明。東方文明的中國自戰國一直至清朝中期,在制度文明上一直領先于希臘文明,時間長達二千余年。即使在西方經歷了中世紀的“三R運動”即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羅馬法復興之后,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仍無法與中國成熟的治國安邦體制比肩而論,只是到了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在完成了與工業化、市場化相適應的民主化、法治化之后,在國家治理水平上才反超中國。

          西方領先中國的歷史僅有二百余年。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一方面是中國的迅猛崛起,另一方面,是西方在經歷經濟危機之后的一蹶不振。而對如此巨大反差,經濟學家在成因解釋上已無能為力,連WTO前總干事盧拉也只是看到了外在現象:中國是三十年中在經濟上犯錯誤最少的國家,但原因是什么?當經濟學家不能做說明時,我們理應把目光再回到文明形態上。西方的以個人主義為價值取向而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制度在歷經三百年后,弊端正全面暴露。西方文明發源地希臘在一次次出現主權債務危機后,讓人反思這種危機其實是制度危機。而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主義制度正日益顯現出優勢,且勢不可擋。

          如果中西關系的歷史是一部相互趕超關系的歷史的話,歷史將再次給予中國機遇。我們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目標,是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根本目的則更長遠,在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是高級形態的法治,在實現過程中要同時完成兩大使命,其一是使國家進入法治強國之列,其二是創造出新型的法治模式,為人類提供更高形態的制度文明。當這兩大使命實現時,中國就是完美的大國,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將再次領先西方。此一時刻,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來的時刻,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描繪的中國夢的實現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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